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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诚胸怀,一个已逝共产党员的“初心”

发布日期:2016-10-10 11:08:25 阅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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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宁波地区水利局局长储贵彬逝世三十周年祭
 
                                         时雨 /文
 
一、“五支队”打出威名,老根据地用“红胡子”吓小孩
 
初闻储贵彬大名,是在童年时期。那时大概我很顽皮,不好养,父母完成“土改”后进城忙工作,把我丢在姚江边陆埠乡下外公家。他家出后门就是河埠头,趁外婆不注意我就溜出去玩。那时江水是清的,我在那看鱼虾在水里自由遨游,看水里倒影自己长啥面目?那河是姚江的支流,叫干溪。我们那边,通海的水叫江,不通海的叫河,在山上流下来与河、江连接的叫做溪。溪应该不大,但也能淹死人。外婆怕我淹死,吓唬我:你不听话,我请骑白马、佩驳壳枪的“红胡子”储队长抓你去……
“红胡子”储队长是何方神圣?当时只有三岁的我自然不知,但我却知佩驳壳枪的厉害。因为我爹当征粮队长与粮库主任时佩枪,晚上解下来放床头,我去玩时被他凶神恶煞地揍过耳光,他就被我认为是厉害角色。储队长不但佩驳壳枪,还骑白马,肯定是比我爹还厉害的角色。为怕他把我抓去,我只得乖乖地跟外婆回屋。
有一天当过村民兵连长的外公,不知咋地与外婆说起爹与娘吵架动粗的事儿,叹息说:小张这人不错,就是在部队里储队长没把他教育好……又是储队长?我问储队长是什么人?他很奇怪?你咋知储队长?我老三老四地说:不就是骑白马佩驳壳枪的储队长吗?外公摇摇头自言自语地道:他佩驳壳枪,可没骑过白马呀?后来,他知道外婆恫吓我贪玩的事,就给我讲了储贵彬的一些故事。说他是“三五支队”的五支队长,是我爹参加的“小钢铁”部队(由当地干溪自卫队改造)的领导。他说他从上海拉武装到四明山时,到过陆埠……那次沿江区的地方领导,集中在十五岙附近的山岗上开会,不知咋地被敌人发觉包围了,是储队长派部队解的围。事后追查泄密者,有人怀疑是“白皮红心”的伪保长炳友麻皮干的,因为这天他去过余姚城里办事,有人建议把他干掉。报告储贵彬。储不同意,说人命关天……没证据的事不能乱来。结果,我方执行储的命令,以他名义(当时临近解放,五支队长储贵彬名声如日中天)警告吓唬他一下。派人抓住炳友麻皮反绑着双手,蒙住眼睛,在里山转了三天三夜才放回来。炳友麻皮自然吓坏了,回村喧染气氛,吹牛说“红胡子”储队长骑着白马、佩着驳壳枪,带他走了三百三十三里山路,过河涉水去江北根据地审讯。
外公接着说:那事其实是我们民兵干的,储队长根本不知道……他让人转告说:共产党讲政策,不乱杀人,在案情没查清楚前,不随意枪决无辜。但我们觉得还是要吓一吓他……这位炳友麻皮,后来我在外婆家时见过,矮矮胖胖的,脸浮肿,当伪保长据说还是家族推荐“轮流”的。关于“告密”那事儿,解放后我那任公安局长的叔公查明,还确实不是他干的。
这是我对储贵彬的最初印象,拿外公的话说:能枪下留人的人有肚量,是当大官的人。后来稍大,我从我爹与三叔(都在五支队干过)嘴里,陆陆续续地知道他的一些情况。知道他是一位坚持原则、肯负责任与遵守党的纪律、勤勤恳恳为党工作的优秀共产党员,爱国爱民、关心同志的忠厚长者。
有幸的是2013年我退休后闲居宁波,市水利局与市水文化研究会筹办《宁波水文化》会刊,让我过去帮助工作,我才从沈季民会长那儿,又对他有了新的认识。知道他从专署粮食局局长与直属农场场长岗位卸任后,分别于1954年至1957年、1959年至1965年、1972年至1981年多次担任过宁波专署(地区)水利(电力)局局长、以及顾问等领导职务,为宁波地区的水利电力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
 
二、“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栅处”
 
储贵彬1914年5月出生,上海浦东南汇小洼港人氏。有关资料载明:他出身一个破落的工商地主家庭,家中排行老大。据他自己回忆,他家在当地也算是望族,祖父储福生,是清朝的武秀才,年轻时也从事农业劳动,后因围地垦荒发家,成为有千余亩土地、当地有名的工商地主。父亲储木全在抗日战争前担任过当地的乡长,后弃职在家务农,在政治上表现进步。小叔解放前对革命也有过贡献,后评为开明地主。家里还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除小妹储锦莹参加革命工作外,余均在家务农。
他自小聪明能干,祖父对他寄托很大的希望。6岁那年开蒙在当地私塾读古文,13岁时进大团镇小学三年级,16岁曾到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学习半年,因家庭经济情况不佳而停学。17岁至19岁那两年,曾在祖父开的店里当有底薪的店员,20岁至22岁又回家与母亲弟妹等务农三年。此后他开始走上社会做事。
储贵彬萌生与接受革命的思想,还在他小学时期。在学校他就是个“活动”分子,组织小团体、爱打抱不平,那时本地有个教员叫姜文光,是共产党员,常宣传革命的道理。储贵彬与他很接近,接受了一些新思想。后来这位姜先生被校方驱逐了,但他宣传的革命道理,却没在他心中消失。姜先生走后,他还亲眼见过革命烈士赵天鹏。其临刑时高呼口号、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在他脑海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影像。也就从那时开始,储贵彬就决定要走革命道路了。他说:“旧社会有许多不平等、不合理的东西,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就是他信仰了一辈子的“主义”,至死没回过头。
然而,储贵彬走上社会,开始担任的却是伪职。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上海基本处于“白色恐怖”状态。1937年他迫于生计,到叔父任乡长的乡公所工作。“七七事变”后没多久,日寇在奉贤登陆,他的家乡处于鸡飞狗跳的混乱状态。也就从那时起,储贵彬心头就有了自己“组织”部队的想法。“八一三”上海沦陷后,他的家庭经济情况略有好转,他在当地也有了些基础,就组织大家集中民团的枪支弹药,搞有地下共产党人参与的“五乡联防”,拉起“武装”,组织保卫团。投身抗日阵营。1938年秋,为“名正言顺”地抗日找“牌子”,经地下党组织同意,他把那些分散的、维护当地治安的民团组织,改编为“国民政府”的“忠义救国军”,由他出任特务中队中队长。1939年底,在日本鬼子军事进攻和政治诱降的情况下,原活动在南汇县、奉贤县境内的地方杂牌军和忠义救国军等先后投敌,储贵彬接受并执行中共浦东工委“假投敌、真抗日”的决定。他在打入伪十三师五十团任二营营长后,充分运用他擅长社交的优势,争取了他相邻防区的部分地方实力派。为了改造和控制他手中这支武装,他又接受中共浦东工委选派的多名党员,并将中共浦东工委伪军工作委员会的委员吴建功任命为副营长,从而为党在五十团进行灰色隐蔽、积蓄力量,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同时,他积极地配合浦东工委和坚持抗战的抗卫二大(后为第五支队)的活动,使伪五十团的防区实际上成为了浦东抗日游击武装解决被服给养、武器修理以及伤病员治疗安置等工作的可靠后方。浦东工委可以在伪五十团的掩护下,有效指挥整个浦东地区的抗日斗争。储贵彬说:“我很早就信仰共产党,加入组织是我的愿望。
“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栅处”。他是个有信仰的人,人有信仰就坚定。从此,储贵彬就一步一步地、稳健地走上了为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的革命道路。后来他回忆说:这些与他童年的记忆有关,因为他从小就认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由此展开了他一生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储贵彬在1948年初,由吴建功、刘路平介绍在上海祥生饭店加入中国共产党,主持人为张凡(时任中共淞沪工委书记)。
 
三、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他对党与人民有着赤诚之心
 
据宁波市新四军研究会与市水利局等单位合编的《储贵彬同志纪念文集》显示,储贵彬同志为党保存的武装力量,为浙东革命根据地输送武装力量共有两次。第一次是1941年夏秋,当时日寇要在浦东全境加紧清剿、“强化治安”,以巩固在上海的统治,欲将50团调离浦东。中共浦委决定将潜伏在伪50团的大部份力量与坚持游击战的第五支队,“南渡”浙东开辟抗日根据地。储贵彬接受党的指示,按组织部署将其所控制的部队拉出主力近400人枪先后渡海去三北(余姚、慈溪、镇海三县北部地区)打游击。而浦东工委领导的五支队也同时拉去三北,这两支部队成了开展浙东抗日游击战争的先锋部队,为开辟我党领导的浙东抗日根据地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自1941年秋至1942年春,伪五十团全团先后调浙,储贵彬先后在中共浦东工委书记金子明与中共浙东区党委敌工委负责人朱人俊、方晓的领导下,辗转从汪伪十三师五十团,到国民党陆军暂编第十一旅,到“中美合作所”所属的“浙南特种技术训练班”(亦称八训班),根据党“长期埋伏”的方针,始终坚持在敌军营垒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直至抗战胜利后,该部改编为浙江交警十八总队。
在这段将近七年的沉闷日子里,储贵彬一直等待着党组织的召唤,相信党不会忘记他。他一方面与组织上保持联系,另一方面积极活动、积蓄力量,他知道党需要人民的武装。准备随时为人民解放事业而战,回到组织的怀抱中。
内战爆发时,储贵彬根据党组织安排,重返上海浦东老家。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建立了由我党控制的地方武装,在向我浦东游击部队输 送枪支弹药,掩护地下党的活动,负责护送往来于浙东与苏北地区的领导同志等方面,都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特殊任务,为顺利开展浦东地区游击战争起到了重要作用。
储贵彬第二次为浙东革命根据地输送武装力量是1948年5月。以下这段文字摘自陈布衣同志(时任中共浙东临委负责人,解放后曾任中共宁波地委常委、组织部长)的回忆录:
1948年(中共)上海局“四一六”通知下达后,(中共浙东)临委正在积极部署“南进”事宜。4月27日,上海局外县工委副书记林枫到达四明山,传达上海局的决定:中共淞沪工委领导的武装准备即日南渡杭州湾,以加强浙东的武装力量。这时中共淞沪工委在沪郊浦东建立了两支武装,一支是浦东人民解放总队,曾在1947年6月南渡“三北”(指浙东镇北、慈北与姚北),因敌人严密封锁又重返浦东。另一支为利用合法形式建立的秘密武装——大团自卫队。这支武装在储贵彬、奚德祥、戚大钧、刘路平等同志领导下,依靠一批长期团结在党的周围的骨干力量,掌握了南汇县大团区八、九个乡镇的武装。1948年春国民党加强对浦东的控制,“青年军”一个师进驻浦东奉贤、南汇、川沙三县沿海一带,使“解总”的活动受到影响,大团自卫队的行动也引起敌人的注意。为此,上海局决定浦东部队南渡四明,要求浙东、浦东分别作好准备。
“南渡”确定时,“解总”与大团自卫队都碰到了困难。储贵彬在《五支队发展与由来》中回忆说:当时浦东到处是反动派的军、警、特。我们这么庞大的一支队伍,要想瞒过敌人的眼线,摆脱敌军的纠缠拉向浙东,实在是困难重重。虽然我们做了一段时间的准备工作,也想过一个又一个的行动方案,但都觉得没有把握。正当我们苦思无策之际,机缘从天而降,盛气凌人的“青年军”202师,仗着他正规“国军”身份逼迫大团区区长把大团自卫队的营房让给他们。我们抓住这机会,表面上装作气愤万分,发火骂人,最后“顾全大局”答应“搬迁”,把部队分成几小股,借搞“野外训练”先到各地游动。浙东临委接到我们“南渡”报告后,即派三支队参谋长张任伟负责这次行动,在5月14日深夜,租用两艘民船接应。直到我们260多人,在敌人眼皮下神不知、鬼不觉地撤离南汇。事发后反动派慌乱万分,据说“青年军”202师当天上午得报,全师出动追截赶到海边,看到除了白茫茫大海外,只有小洼港海滩上一片杂乱的脚印……
陈布衣同志回忆说:浦东部队到姚南后,林枫宣布上海局的决定:浦东“南渡”四明的部队,改编为浙东人民解放军游击第五支队,由储贵彬同志担任支队长,奚德祥同志任副支队长,张凡同志为政委,吴建功同志为政治处主任,下属两个大队,分别称为第一大队和第三大队。第一大队由“解总”改编,番号“反攻”,谈仲华同志为副大队长,李铁峰同志为教导员。辖一、二两个中队。第三大队由大团自卫队改编,番号“解放”,戚大钧同志为大队长,刘路平同志为教导员,下辖七、八两个中队。此次浦东部队到四明山根据地,共带来重机枪2挺、轻机枪16挺、冲锋枪15支、卡宾枪80支、步枪180支、手枪80支,各种子弹5万余发、手榴弹500个。
此举极大地震动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蒋介石下令给予南汇,上虞、余姚县长及浙江二区专员严厉处分,密电浙江省主席:务须对四明山“督饬清剿”。由南渡部队改编的五支队成为我浙东人民武装的主力部队,自此我军威名 自1945年10月新四军浙东纵队北撤后再一次大振,对恢复、巩固和壮大浙东游击根据地又一次建立了功勋。
到达四明山根据地后,五支队先后经历了“牛塘、红岭战斗”、“麈战上王岗”、“里森林突围”、“横溪遭遇战”、“奔袭亭下敌据点”、“进袭姚北”、“拔掉车厩渡敌据点”、“北溪战斗”等多次战斗,打出了浙东革命根据地的“威风”,军民扬眉吐气。储贵彬同志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四、和平年代搞水利,储贵彬始终不忘共产党员肩负的责任
 
说起储局长,宁波的老水利人都充满怀念之情。笔者因为工作关系,曾先后采访过多位对宁波水利事业作出过重要贡献的老同志,大家提到储贵彬,都异口同声地说:“如果有可能,应该给储局长立个传。宁波水利人艰苦踏实的优良传统,有许多都是储局长留下来的。”
胡允和同志是地区水利局原局长,他在《和谐相处三十年》的文章中回忆说:“我于1953年调入宁波专署水利工作队,1955年初,该队撤销成立水利局,任命储贵彬同志为局长。从此,我们两人在同一个单位,干同一种工作,长达30年之久。在这风云变幻的三十年中,各自的岗位虽然有所变化,但我俩始终同心协力地工作,亲和友好地相处。论辈份,他是我的领导和师长,论友谊,他是我尊敬的兄长,我是他抚爱的小弟,正是由于这种兄爱弟敬,虽然有时处于逆境中,我们互相慰勉,共同奋进,仍能在温馨和谐的氛围中渡过人生的大半生。”他说储贵彬同志是个能深刻认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领导干部。平时经常教育大家说:兴修水利是解决人民吃饭问题,水利干部的当务之急,是实实在在地为人民办大事。他的工作责任性很强,心甘情愿地为人民水利事业而辛勤地工作,与同志们一起埋头苦干、跋山涉水,一年中有大半年时间在下面跑。储贵彬同志在工作中善于抓典型,一有好的经验就重点推广。由于他务实的工作作风,在他任上宁波的水利事业有较大与较快地发展。他平素为人敦厚平和,以宽容和蔼的态度待人,善于做属下同志们的思想工作,遇事不发脾气,与大家相处得很愉快。而且他“赤心为党、蒙辱不怨”,在文革中被人折腾得够呛,但他没一句怨言,“解放”出来仍勤勤恳恳、鞠躬尽瘁地为党工作,为我们树立了革命领导干部的典范。
孔凡生同志也是宁波市水利局的老局长,上世纪50年代中期就到地区水利局工作了。说到储贵彬,他深情地说:“储贵彬同志已离开我们多年,每当忆起这位尊敬的长辈,我的眼前就会呈现出他慈祥和蔼的音容笑貌。他对我们几个年轻知识分子的关爱与培养,永远铭记在心头。孔凡生说了这么几件事:一件是当年他与杨子亨、刘正德三位同学刚参加工作时,对农村正在掀起的水利建设高潮,与兴建小型水利为主的治水运动不是很了解,工作有畏难情绪。储贵彬知道情况后,充分信任给我们压担子,派到工程第一线锻炼,让我们参与了当时全省最大的嵊县南山水库与诸暨石壁水库的设计、在实践中学习提高。通过十年“磨练”,为宁波水利系统培养了一批自己的人才。后来我自己也走上了市水利局领导岗位,饮水思源,特别感谢储局长当年对我的信任。第二件事是:储贵彬同志在工作中与人为善、宽厚待人。他说:在我平生参加过的工程建设中,曾发生过一次工程失事。1957年我随叶仲龙工程师进驻三门县岙口塘堵口工程,由于采用了当地“土办法”堵塘,堵口后立即产生沉降,对工程造成损失。储局长知情后,不是简单地批评我们,他一方面安慰当地干部群众,另一方面与我们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分析原因,结果在1958年第二次“堵口”获得成功。第三件事是:储局长在平时工作中,以情系人,关心大家的生活。他是真正做到与大家“打成一片的”领导干部。我刚参加工作时随他去天台、仙居出差,辛劳好几天,回宁波后大家用几天的出差补贴,“敲瓦爿” 去东福园炒几只菜吃一餐。那时生活条件差、工作又特别辛苦。储局长与大家同吃同住,没一点官架子,这种精神就很难得。那些年我一直跟他搞工程,个人事儿耽搁了,储局长知情后,还为我介绍女朋友,虽没有成功,但他关心下级婚姻家庭的热心,使我现在想来还特别感动。
余良圭同志是老水利人,在储贵彬逝世二十周年时回忆说:“凡是与储局长接触过的人,在水利系统内不论省厅、我局还是各县局领导、一般同志,对他都有共同的感觉:平易近人、敬业务实。余良圭举了几个例子:一是储局长没官架子,在全省水利系统是出名的。如有一次他去省厅,一个老同学告诉他:你们储局长工作没架子,我们到你们局里办事,还没找他,他就下科室来了,顺便就把事儿办了。又如1964年,省里在宁波地区奉化剡江开展“小流域治山治水规划”,储局长在现场与大家同吃同住,他原来的警卫员来工地请他去吃饭,结果没把他请去,反被留下与大家一起吃了饭。二是他工作务实,尊重下面的干部。建国初期,水利系统科技人员不多,每年开水利工作会议,地区专员提出“每个劳动力做几工”、框任务、定规模,什么事都量化处理问题。我当时作会议纪录,储局长有不同看法,会后他埋怨同去的懂技术的科长,问他为何不发表意见?科长支支吾吾地说不上来。他说我带你来,就是来发表意见的,水利工作讲个扎扎实实,不能光讲工效。1958年“大跃进”年代,他在台州专区当水利局长,在全省水利工作会上,其他地区局长都夸大工效,每次出土六方、八方的,而他只报每工二方、三方,会上成为大家嘲讽对象,但背后却佩服他“务实”。1974年,他重新出来工作没几年,在宁海香山公社蹲点,要办一个群众性开展农田水利的村干部训练班,把我与寿立同志请去任教师,事先嘱咐我们:少讲些空头理论,多讲浅近易懂的知识。三是他深入群众。1955年他上任后,省农业厅要找几块成片的土地搞农场,储局长带我去宁海的下洋涂查勘。当时条件很差,我们下乡都自带铺盖行李,储局长领着我们从宁海出发步行去下洋涂查勘了几天,晚上都睡在会议桌上。对他来说,凡事都要作调查研究,亲眼看过才放心。四是他把属下干部、同事,都看成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对人的处理很慎重。他说他在地区水利局工作多年,有两件事很难办。一件是1961年自然灾害,局级机关搞“精简”,一百多人压缩到10人,他化了大半年时间,向下属单位挨家挨户地做工作,尽量不让人“丢饭碗”。说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地不容易。另一件是1958年,地区办了水利学校,不久就停办了,还是人的问题需要储局长落实,不但老师要安排好,还有学生要找工作。储局长就开始“跑脚头”,在他心目中,学生也是他的亲人,结果化了大半年才落实好。
赵水波也是地区水利系统的老人。就他的感受说,储贵彬平时特别平易近人,老小无欺。说这与他的传奇经历相关。他回忆了六十年代后期与七十年代初期“蹲牛棚”的那段日子。说“运动”开始不久,储就被打成“大地主、大汉奸、大特务、大叛徒”了。那时赵水波也由于在“四清”中担任过省水文系统学习班副主任,被打成“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黑干将”,与他关在一起。他说:储局长在那里面,受到虐待,经常被打,但他就与常人不一样,还是坚强地挺了过来。相信党、相信组织,最后一定会还他历史清白。他说:储局长革命意志坚强,胸怀宽广,宠辱不惊。有三件事使他印象特别深刻。一件是他在解放初期当地区粮食局副局长时,负责解放舟山部队的粮食供应,虽夜以继日地工作完成了任务,但却被人诬谄为“大老虎”,降级去地区农场当场长。这事换一个人,肯定要把这种“查无实据”的事弄清楚,而他却乐呵呵去了农场,带领大家努力工作,当年就盈利两万元。至于“老虎”不“老虎”,他没计较。为人不做亏心事,就半夜敲门心不惊。果然只一年多时间,组织上审查清楚,安排他当地区水利局长。他关“牛棚”后,我曾问他有没有被打伤?还说这些孩子真坏。他苦涩一笑说:这样打我还确实受不了,但不能怪孩子,他们不懂历史,以为我真是坏人。还有一件事,有个邻居妇女因与他妻子有过结,在批斗会上对他歇斯底里地进行谩骂,动手打他的耳光。这在常人肯定会记恨,可储贵彬出来工作后,就没对人家咋样。他有三儿三女,教育孩子不能对人家没教养。这些虽是小事,但可以看出储贵彬同志的人品。他一生清正廉洁、平易近人、艰苦朴素、诚恳踏实地为党工作。
关于储贵彬在“牛棚”里的情况,当年与他同押的原专署文卫办公室主任周吉庆还回忆说:储局长这人,落魄时还很有信心与乐观主义精的,记得一天夜里,他对我说:“左思右想,反复琢磨,编成了几句顺口溜,你要不要听?”我说:“快请讲。”接着,他便一字一顿地吟着:
“污水当头浇,心中怒火烧。
留得青山在,光明定来到。”
 
五、在家庭是个“失职”的丈夫与父亲,子女依然崇敬他。
 
储贵彬的人生,无疑比常人精彩。正因为精彩的人生,使他获得到了人们的尊敬。但他对家庭,却不是一个好丈夫与好父亲。
据妻子严品仙回忆:她18岁与储贵彬结婚,相伴48年,年轻时是聚少散多,为他担惊受怕,年长后两人虽在一起,但他也总是忙工作,很少管家里的事。她说:“他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心里装着党的大事,对子女很少操心,总是说一切听从组织的安排。他因为家庭出身、以及在‘自卫队’与后来‘中美合作所’的那些‘历史问题’,几次蒙冤审查,文革时还进了牛棚被人打,子女由此受到牵连。但他都要求我们相信组织,正确对待。说父母有时也会错打孩子,事情弄清楚就好了。”
严品仙出身贫寒,13岁进了工厂当童工,16岁去了上海打工。当时储贵彬已当了大团镇的镇长,她嫁他是为找个依靠。但储贵彬因为“地下”为党工作,婚后才一年就拉部队“南下”去了浙东绍兴,后来辗转到丽水。她“进门”时储家是个“大家庭”,每天伺奉公婆,还要下地劳动,生下的第一个儿子,不久就夭折了。第二年,她又怀孕生下一个儿子,但由于储贵彬的“出走”,养到了三岁,还是没保住。她说:“当时我连死的念头都有了,每天不是考虑如何好好做人,而是怎样去死……”好不容易熬到储贵彬回来。她认为这下总可以长相厮守了。但没想到也才过了两年多,他又莫名地失踪了。“这次他骗我到上海检查身体(当时又怀孕了),安排我住在他医生朋友弟弟的一间空屋子里,自己就带队伍‘南渡’去了四明山。不久,还传来一个‘假消息’,说他被敌人抓去杀害了,头割下来挂在余姚城头……当时我正身怀六甲,还有个一岁多的儿子在身边,听到这消息犹如五雷轰顶,天旋地转地晕过去了……”
她说:“解放后,我跟他到了宁波,生活也终于平静下来。他当粮食局副局长时,组织为照顾他,给我安排了一个粮库保管员的工作。我还很高兴,每天上班下班地成了工作同志,但五五年‘精简’,贵彬以身作则地一带头,我就重新变成了‘家庭妇女’。这辈子就永远‘买、汰、烧’地呆在家里了。也有人说我福气不错,最不济也是个‘官太太’。贵彬是官,每个月拿116元工资,但他重情义、雷打不动地接济老家的亲人,我家有三儿三女六个孩子,这样就不宽裕了嘛。文革中他只拿生活费,好在孩子长大有了工作,他曾向次子企华立条借钱化,说好‘平反’后归还的。可拿到补发工资后却给了还没‘落实政策’的‘难友’。从我来宁波四十年,一直住在呼童街那不到60平方米的老公房内,孩子在走廊上搭床睡觉,后来离休后房子调大了,他却没几年也走了。”
储贵彬的长女储志一,在他逝世后写过一篇回忆文章,说:“他是一位革命的老兵,自我记事起,一直在外忙碌。家人与他离多聚少。但他很疼爱孩子,对我们和蔼可亲,那时虽然我们在家全由母亲管教,但人生成长的道路全由他掌舵提高。”她说:我出生在上海南汇小洼港镇,那地方小,经济也不够发达,所以教育设施很差,再加上当地有男尊女卑的思想,女孩子很少有读到小学毕业的。但父亲不管世俗的偏见,在我12岁那年,由在上海求学的堂叔储金章带去读书。我没出过远门,有些害怕,父亲就耐心地开导我说:“知识对建设新中国有用,这儿条件差,你读了初中还要读高中、读大学,在上海能多学到为人民服务的本钱。”我听了父亲的话,后来在浙江干校毕业后,到宁波地区工作,成了父亲的同事。此后,父亲不断鼓励我争取进步。说:“现在我俩是同事了,要相互学习做好工作。”在父亲的培养与教育下,入党提了干,后在丽水松阳县搞财务管理,一干就是三十几年,直至退休。
次子储企华,原是空军部队的一名颇有发展前途的干部,因为储贵彬的“历史问题”影响了前途,但他没有怨言。他说:“父亲在那年代的人生,充满着悲剧因素,但他是凭着良心做人的。他生前由于党内的极左思潮影响,致使他的人生跌宕起伏。但他在始终没忘记对我们的教育。要我们做人洁身自好,不计较个人得失。顾全大局,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对组织要忠诚老实,不耍奸使滑。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一生只讲‘主义’,张扬着理想的大旗,认为国家的事,再小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很少考虑个人与家庭的‘私事’。他自年轻时就重义轻财,直至逝世仍家徒四壁,没有积蓄。可惜是父亲过世我去宁波奔丧,当时我们兄弟姐妹经济也不宽余,对杭州、上海浦东前来吊唁的战友与乡亲们,食宿交通并没照顾周全。我想:这对一生守贫、豪爽慷慨的父亲,也许是一个遗憾?”
关于父亲的事迹,1964年我从部队转业后,曾想编纂成书,传之后人。我也把这想法与已在病中的他说过,但他极力劝阻我放弃这想法,说:“人在做,天在看。为人一世,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行了,不求流芳千古。”
这是他留给我们子女的最后一笔“财富”。
 
六、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章写到这儿,有几句话还不得不说。
岁月荏苒,转眼我们这代人,也快变成古稀老翁。七年前我父亲临终前,还没退休的我曾陪了他几个月。当时他的胃癌已大出血两次,却拒绝手术与进口药物治疗,说钱太贵,我说:“公费医疗可以报一部份的。”他说:“公费就不是钱吗?能节约一些就节约一些吧。”他只靠自身抵抗力坚持着,直至临终前几天才住院。对生死,他们这代人比我们看得淡薄,说战争年代,有许多战友都牺牲了,我比他们已是幸运。
我爹与储贵彬属同一代人,我没直接见过储贵彬,但在写此文时,仿佛他就如我熟悉的亲爹一样,其音容笑貌,不时地出现在我脑海中。他们这代人呀,客观说文化水平低一些,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存在这样那样“盲目开垦”与不讲科学的一些现象,那是社会发展中必需付出的“学费”。但就他们的个人品质,却值得今人赞美。他们总是胸揣一颗“初心”,默默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奉献自己,很少有讨价要价、个人私利的要求与回报。 “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在今人看来近乎不堪的清贫日子。正因为这些品德,他们才受到人们的爱戴。即使在物质匮乏时期,人们也是安于清贫,心甘情愿地跟着他们建设贫穷落后的祖国。但现在,我们面对的是物质飞速发展与人心尚需“垦荒”的年代,我们许多领导干部,已失去了入党时宣誓的那份初心,经不住权色财利的诱惑,不能否认,这与他们在精神境界上,存在着何等大的差距!
我想:这也是沈季民会长与市水利局相关领导,布置我写这篇“祭言”的初衷。可惜我迟了一辈,只能挂一漏万地草就此文,没将宁波水利人心目中的储局长完整、完善地表现出来。留在后人心中的储贵彬,将是不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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