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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消逝的“四明之光”之四

发布日期:2018-03-29 10:08:28 阅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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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朱伯伯,在那种艰苦的环境里,您就是那道永不熄灭的“四明之光”;四明山人民盼望胜利的一面旗帜,也是两百多万老区人民心中的一个希望。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当年“北撤”后留下坚持斗争的浙东各县特派员:南山县有陈布衣与您,鄞县为陈爱中,慈镇县为蒋子瑛,余上县为项耿和萧贻、寿静涛,嵊新奉县为邵明、丁友灿,上虞县为贾德裕。至1947年1月成立中共四明工作委员会至宁波解放,四明工委书记为刘清扬(1947年下半年在上海被捕,1948年1月后为陈布衣),您为副书记(1948年1月),委员为钱铭岐(1947年5月,仍兼任鄞慈县委书记)与薛驹(1947年7月,8月兼任姚虞县委书记)。1947年5月至1949年5月设立浙东行政公署,由您任四明地区特派员,奚德祥任秘书长,领导下辖各县开展工作。
   当时的斗争是残酷的。您清晰地记得:1946年底您与黄明指挥“天华缴枪”后,与黄志先、肖董去宁波汇报工作时遇到朱洪山同志。您俩相谈甚欢,都主张建立地下武装。半个月后朱洪山就在潘岙战斗中牺牲了。正当您彷徨之际,组织上派张瑞昌(顾德欢:抗战时期曾任浙东区党委宣传部长、时上海党负责人之一)与您联络,迅即成立以他为书记,马青、王起为委员的“浙东临委”,负责浙东地区的党组织恢复与组建武装部队。
   您不会忘记:1947年5月15日,在慈南徐鲍陈村山上“草茅庵”里,您们将四明山地区可以集中的力量40余人组织起来,正式成立番号为“三支二大四中队”,只有1挺机枪和28支步枪的武装队伍。1947年8月初,您与薛驹同志在小安厂草舍筹划,再次实施姚虞交界处的“湖头庙缴枪”,成立了“三支二大五中队”、重新点燃了四明山燎原之火……您也不会忘记,1948年春,浙东临委派张任伟同志去浦东南汇大团镇与潜身在敌营的储贵彬、奚德祥和吴建功联得联系,于5月15日与首次“南渡”未果的张凡部共两百几十人至姚北临安,抵达四明山章雅山村,改编为由陈布衣任政委、储贵彬为支队长的五支队。不久,由马青(临委领导)带领“坚强”部队,与四中队(“钢铁部队”)、五中队(“胜利部队”)三支部队合并,称三支队,加上浦东过来的部队编为五支队,由临委直接领导。由顾德欢兼政委,马青任 司令,刘发清任副司令,张任伟任参谋长,诸敏任政治部主任……
     您更加不会忘记,1948年5月28日发生在上王岗的那次战斗,国民党“浙保”主力童烈全团投入,纠集中村至南黄、加上陆埠的杨大队、弄坑的华松大队,还有六七个县的警卫队分两路共3000余人,三路合击作“包围式”进攻。浙东临委决定由刘发清(老红军)副司令负责战场指挥,参谋长张任伟指挥“钢铁部队”,政治部主任诸敏带领“坚强部队”各占山头,以逸待劳给予迎头痛击,致使敌人伤亡惨重(死伤二三百人、俘虏、逃亡许多,团长童烈也死在医院里)。1949年1月25日,浙东临委和各路主力武装在新昌胜利会师,正式成立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司令员马青,政委张瑞昌(顾德欢),副司令员刘发清、参谋长张任伟、政治部主任诸敏,下辖六个支队……3月,浙东临委在诸暨召开“陈蔡会议”,学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部署迎接配合大军解放浙东工作,您也就在此时接受组织委托,出任浙东临委财政处长、兼会稽地委副书记……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始顿作倾盆雨。”在此天堂重逢之际,您们有没有看到68年后沧桑巨变、莺歌燕舞的今天……是的,您一定看到了。敬爱的朱伯伯,请代问您的老领导、老战友们好,让他们在天之灵,安息!
 
                          九
   
    朱伯伯,您的灵魂在广袤无垠的天际飘行,在这支送行的庞大队伍中,不仅有省政协领导、省委委统战部与党史办、省级部门的负责同志,以及您的儿女与亲族、还有您曾经的老领导、老战友们的子女。大家济济一堂,缅怀您的功绩互叙友情。表示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您与革命先辈的遗志。您看到没有?在今天的四明山上,“恨别鸟惊心,感时花溅泪。”大家都在心里黙默祝愿着:朱伯伯,您一路走好!
    朱伯伯,我们在记住您半个多世纪继续革命的生涯中,保持一名共产党员的优秀品德,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的同时;更不会忘记面对胜利,您始终坚持艰苦朴素、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的工作作风。
我们不会忘记新中国成立后,在担任宁波专员公署副专员和专员期间,您废寝忘食、孜孜不倦地主持专署工作,积极开展“支前”和“剿匪”,清查“反革命”;同时组织旧政权人员和新干部的教育培训工作,努力巩固和加强人民政权建设;领导群众全力抓好粮食生产,抢修海塘;积极开展“三大改造”,有力地促进了宁波地区的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
    您一生办事光明磊落,尽职尽力、无私无悔地扑在党的事业上,扎根在人民群众中。虽然您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可仍然保持着战争年代的作风,把自己当作人民大众中的一员,努力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我们欣喜地找到当年与您共事(其实是您的部下)的几位老干部,在2017年12月19日召开的座谈会上,回忆当年您在专署工作的情景,无不热泪盈眶,赞赏有加。大家说:“那时宁波刚解放,百废待兴。朱专员领着我们忙‘剿匪’、‘支前’外,重点就是集中精力组织人们兴修水利,推广科学种田;通过召开各种现场会形式树立典型推进全局。那年代全党重视抓农业,朱专员是个干起活来就忘了昼夜的人,把精力全投放在工作上。那时位于鄞东邱隘的‘专署农场’和镇海俞范的‘专署棉场’,都是在您主持下兴办起来的,成为宁波地区推广农业先进技术的火车头,并带我们常去干活的地方;在工作实践中,他特别重视培育‘典型’、推动全局。由毛主席当年亲自批示的五洞闸及带头人罗祥根的‘先进典型’就是在时任地委农工部部长沈宏康汇报后,由专署精心浇灌培育出来的一束‘花朵’。”一位曾多年担任他秘书的老同志说:“朱专员工作作风踏实。几乎每周都带我下乡调查,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在工作中没架子,善于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说话坦诚、做事踏实,在农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那时专署还没配备小汽车,他出门下乡踩一辆自行车,中午在路边年糕摊吃饭。有一次乡镇召开会议邀请做报告,他踩自行车赶去,因下雨道路泥泞,他索性脱下鞋子、卷起裤管推着自行车赶到现场,使与会者深受感动……”
    朱伯伯,您在担任专署领导期间,总是心无旁骛地一心扑在工作上。急,为人民所急,想,为人民所想,做,为人民所做;没有私心杂念。五四年初夏“发大水”,淹没了大片农田,人们的生命财产受到损失,您五内俱焚、没日没夜地亲临“第一线”指挥,不是在办公室里每日接上百个电话提出建议和措施,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就是出现在“抗洪”现场视察灾情,与基层干部一起解决实际问题。洪水消退后您又组织专署工作组下乡,提出:“只要有我们一口吃的,就不能让灾民饿肚子……”五五年解放“一江山岛”时宁波作为“后方基地”,您担任“支前总指挥”。而您在五四年底就因劳累过度,查出患有“肝脓肿”需要住院治疗。得知“备战”消息后,您二话没说就放弃治疗,又昼夜不歇地“连轴转”,投入到保障备战部署、参战部队的综合保障工作。
    大家回忆当年您主持专署工作的情景,都不由伸出大拇指夸赞说:“在战争和平环境里,您仍然始终保持着战斗年代的那股劲!”您从来不计个人得失,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现在健在的老人们回忆旧事,说当年不少地方干部为组织安排您任“副专员”鸣不平,说无论凭资历与工作能力,都应该安排更高的职位。但您却能正确面对。说:“共产党人干革命是为民众解放,不为个人享受。”您说:“无数战友在革命斗争中牺牲了;相比他们我幸运多了;不努力工作怎对得起那些牺牲的战友。”那时开展“三反、五反”清查“阶级异已份子”;有“左倾”观念的人要揪当地的“大老虎”;说您担任“浙东临委”领导期间,包庇同事“贪赃枉法”;还说什么:“四明山山高林密老虎多……”有人把此信息转告于您。您不动声色地淡然处之。说:“我相信自己所做一切问心无愧;是不是大老虎得由组织审查才能作结论。”当组织查证后有关领导找您表示歉意时,您洒脱地回答说:“我是为党为人民工作;绝不会因此事影响情绪!”
     朱伯伯,您对自己要求严格,却对身边的世界充满挚爱;对同志像春天一般地温暖。与您一起战斗、工作过的同事以及缅怀您的后辈人,总忘不了您掌握党的政策、团结不同阶层共同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热忱。当年在新政权中有不少旧政府留用人员,您总是注意保护他们的积极性和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一位长期在地区工作的老同志清晰地记得,参与灵桥设计与建造的施求臧同志,曾是民国时期鄞县政府的工程技术骨干,解放前夕出走到外地去了,是您代表军管会把他请回来。当时舟山还没解放,盘踞在那儿的国民党部队不时地派飞机轰炸灵桥,是施求臧先生出谋划策,以‘灌桩式’方案把这座历史名桥保护下来……”
    他的前秘书回忆补充说:“在掌握党的政策方面,朱专员总是做得特别好。记得当年地区有位农业科技专家王福庆,在您多次登门拜访与之交心后成为朋友,他感慨地说旧政府我连县长都难得一见,新政府专员与我交朋友,我不为人民做事怎说得过去?”他说:“朱专员的工作作风很民主,允许下级对上级提出意见,有一次我帮他整理材料时顶了几句,原以为他会生气;可他只笑眯眯地望着他道:‘好呀,有进步;现在连你也能给我提意见了!’”
    是呀,朱伯伯,我们今天缅怀您;更多的是在缅怀党的优良作风。您使我们明白共产党干部,应该扎根于群众之中,才能使党的各项政策得以贯彻实施,党的事业繁荣昌盛。
 
                             十
 
    朱伯伯,您在1956年9月起离开宁波,到浙江省委统战部担任副部长,主要负责党派和民族宗教工作。此间您以党的大局出发,准确把握党派工作的政治方向,引导民主党派参与大政方针和统一战线重大问题的政治协商,注意团结民族宗教界人士,积极宣传和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加强对少数民族干部群众和宗教界人士的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教育,为我省统一战线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那10年中,您不断地以您那颗对党和人民赤诚的心,努力做好本职工作;被党内外和民主人士称作为:“我们的好部长”。
     然而,您是有委屈的;您在那场“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所谓“罪行”完全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词;原因只为您性格耿直说了“公道话”。当时省委领导班子受到“冲击”,几位老战友到您家做客,聊了些对“运动”不理解的话题,有人就借题发挥寻找“茬子”,莫名其妙地被宣布“隔离审查”,把您扣押在北山街114号;后又惹上了“苏修间谍”(代号“5·13”)专案,由省革委会副主任陈励云负责,并有海、陆、空军部队与公安厅、省级机关造反派组成联合审查组。关押您的地方有三道岗哨,轮番审讯,还不断地对您拳打脚踢,有时被打得晕头转向。那段时期您真想不通,自己赤胆忠心干革命,没出过国,哪儿和“苏修”有什么联系呀?但您头脑是清醒的。一、这事情一定是冤案;二、党和毛主席一定会把情况弄清楚;三、自己不能死,死了就更弄不清楚了。
    所谓“苏修间谍”案,现在看来完全是空穴来风、无稽之谈。早在1964年秋季,因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回专家、撕毁156项经济协议,中共对苏联发出“九评”表示态度;而在这时,原籍浙江余姚的郭静唐弟弟郭肇棠(留苏中国学生、斯大林时被打成“国际间谍”流放西伯利亚,赫鲁晓夫上台后“平反”留居莫斯科,为“研究中国专家组组长”)从苏联回国探亲,因与北京孙冶方和浙江陈修良是留苏“中大”同学,探亲期间走访了孙冶方,与浙江沙文汉(曾任省长)、陈修良夫妇取得联系,您作为统战部副部长参与接待并陪同他到余姚观光。郭肇棠回苏联后,组织上对您实行了“控制使用”。而这一切,您自己是不知道的,到“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时,党内那些“极左路线”的代表人物,就对您无限上纲置于死地而后快了。
     您在被关押的六年中,写了10多万字的交待材料;但都没有说清郭肇棠的事,因为您根本与他没有什么联系,更谈不上有出卖祖国的行为。这期间专案组也没能掌握实质性的“材料”,只在您宁波的老战友陈布衣那儿“抄家”时,发现他夹在日记本上您为郭肇棠写的一封信,信中只谈工作而无“私交”……
     这事一直折腾到1972年林彪机毁人亡后,才以“查无实据”的结论把您释放出来。而这时,妻子黄亚奋已逝世离您而去,家里只有保姆与三个孩子,小女儿朱小奋还在读小学。那时您自然有些想不通,咋几十年出生入死的革命过来,最后还革命到了自己的头上?但您很快释然了,“红的就是红的,黑的就是黑的。”您把这事看作是党对您的“考验”。您总是这样教育子女:“我们党内有些走‘左倾极端’的人,想当然地处理革命队伍里的同志,缺乏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精神……”从此,您更加刻苦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相信党相信人民;以加倍的热情投入工作中,表现出共产党人不计个人名利得失的高风亮节……
 
                         十一
 
    朱伯伯,您总是那么信仰坚定、意志坚决,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无怨无悔地表现出一名共产党人的意志和风骨。您在浙江(特别是浙东的宁波、余姚)都享有很高的威望,在战争年代,您是一个让敌人闻风丧胆的战士;在解放后的和平环境中,您是一个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忠厚长者,尤其在七十年代中、后期,您重返浙江省政协领导岗位后,更加清晰地认识自己肩负的责任和担子,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上来,积极落实党的政策,调动政协委员和各方面人士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政协工作的恢复和发展。您在担任省政协副主席期间,经常与老同志们一起,围绕党的经济建设工作、改革开放和人民群众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广泛开展政治协商、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关心和支持浙东革命老区经济发展,大力支援“老少边穷”地区建设,组织开展“三胞”和文史资料征集出版工作,建立健全政协工作机构,不断完善各项规章制度,促进了我省政协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无怨无悔、鞠躬尽瘁。您离休后仍不顾年事已高,仍以极大的热情关心党史和老区建设,撰写了《战斗在四明山上》一书,为浙江革命斗争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史料。
    现健在的老人与下一代子女们,对您对党的统战工作和对老区人民的关心支持,至今记忆尤深。余姚市委领导和市党史办的负责人,经常想起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亲临老区视察,对革命老区“红色文化”继承和发展做出重要指示。他们说:“朱主席对余姚革命根据地特别关心,常常亲自过问烈士遗属的生活状况。说饮水不忘掘井人,战争年代他们做出牺牲,一定要创造条件让他们的后人过上好日子。他对民主人士倾注深情;省文史馆员姜枝先先生在世时,他来余姚必登门探望。嘱咐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遗留问题,还历史原本的面目……”
朱伯伯,您此生兢兢业业,把时间和精力都化在工作上,却对家庭和子女很少关爱;您在他们心目中,是一个不近人情的“严父”形象。您总是强调革命原则,教育他们以“普通一兵”的姿态,在革命的洪流中锻炼成长,做一个对党和人民有“用”的人。
    七十年代未与八十年代初,《人民日报》与《浙江日报》还有《中国青年》杂志,都从不同角度,分别刊登过“部长之子进饮食公司卖大饼豆浆”的报道。而报道的主人公朱小光,就是您钟爱的二儿子。在您的子女工作履历表上,没有一个因您的地位而决定前途;他们都是凭自己的学识与能力,在社会上付出艰辛的劳动后,才收获自己应得的成果。您的小女儿朱小奋非常自傲地告诉世人:“我们下一代人继承了父亲的善良与正直。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创造未来,没一个躺在父母的‘功绩簿’上享清福的……”她说:“从我记事起,父亲就向我们灌输劳动光荣的道理,身传言教,以实际行动告诉我们怎样做人。非但我们这代,就连下代人也没有仰仗父亲的资历功绩,向社会索取过什么。我们都像每一个平凡的劳动者一样,在平凡的岗位上为人民做出贡献!”
    朱伯伯,您的弟媳妇张旭群也在缅怀时说: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环境,您在家庭生活中都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什么时候都把党的事业放在第一位。党和人民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和家庭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她说:“我在48年6月以上海女工身份来四明山参加革命武装,亲眼目睹当年阿哥怎样在艰苦环境下不顾个人、家庭安危,对党和人民的一片忠诚。解放后我随丈夫‘支内’从宁波去了东北,在往来信件与交往中,深刻地感受到阿哥与亚奋姐在家庭教育中,对子女和家人的严格要求。他对留在老家的亲朋好友虽然倾注一片深情,却绝没有为谋私利而做出不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您的一位侄女说:“每次我回余姚老家看望父老乡亲,他们就会向我讲伯父的故事。说每当他们有困难时去找他,他都是笑脸相迎地招待大家吃老酒,吃过老酒知道‘困难状态’后,拿出自己工资补贴他们;但为职务待遇和对子女求职事,他一般都笑着拒绝;说他当的是新政府的官,不能为家人和亲朋好友谋私利……”
 
                           十二
 
    朱伯伯,您是一位善良厚道、存有大爱的人;同时您又是一位党性坚定、纯粹透明的人。我们从一滴水里窥见大海的秘密,正因为有您们的存在,我们的党和国家、我们民族才能继往开来、发展强盛。
    朱伯伯,浙东老区的人民怀念您!您是我们后辈前进的方向,学习的榜样;心中永不熄灭的“四明之光”。您这辈子始终坚定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充满信心。您以实际行动体现了党在战争时期与和平年代的理论与实践。您这辈子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饱含深情;紧跟党前进的步伐,认真学习马列主义、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始终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您的一生光明磊落、襟怀坦荡、克己奉公、坚持原则,具有高度的党性修养。您在工作中总以“普通一兵”的姿态出现,任劳任怨、干事担当、求真务实,继承党在战争年代的优良作风,密切与群众打成一片,团结同志,廉洁自律、艰苦朴素、作风正派,坚守共产党人本色。您心里始终有组织与人民群众,甚至在住院治疗、生命垂危之时,仍念念不忘党和人民的恩情,感谢省委、省政协和有关部门、有关单位领导和老区人民对您的关心照顾,顽强地与病魔抗争,表现出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与大无畏的气魄。
    您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对党和人民事业孜孜以求、不懈奋斗的一生;是值得您健在的老战友、老部下和我们下辈学习、致敬的一生。我们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切实增强“四个自信”,锐意进取、团结奋进,为高水平地谱写“浙江篇章”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
“斯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朱伯伯,一路走好!请您放心,您未竟的事业后继有人。我们——您的下代人和下下代人,正沿着您走过的路整装待发。我们的事业一定会成功,我们的前途充满光明。这世界上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民族崛起,也没有什么人能够阻挡一个日趋强盛的国家前进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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