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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水流年|赤诚胸怀,—原宁波地区水利局局长储贵彬中

来源:作者 时雨 发布日期:2018-05-21 10:02:24 阅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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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他对党与人民有着赤诚之心



 据宁波市新四军研究会与市水利局等单位合编的《储贵彬同志纪念文集》显示,储贵彬同志为党保存的武装力量,为浙东革命根据地输送武装力量共有两次。第一次是1941年夏秋,当时日寇要在浦东全境加紧清剿、“强化治安”,以巩固在上海的统治,欲将50团调离浦东。中共浦委决定将潜伏在伪50团的大部份力量与坚持游击战的第五支队,“南渡”浙东开辟抗日根据地。储贵彬接受党的指示,按组织部署将其所控制的部队拉出主力近400人枪先后渡海去三北(余姚、慈溪、镇海三县北部地区)打游击。而浦东工委领导的五支队也同时拉去三北,这两支部队成了开展浙东抗日游击战争的先锋部队,为开辟我党领导的浙东抗日根据地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自1941年秋至1942年春,伪五十团全团先后调浙,储贵彬先后在中共浦东工委书记金子明与中共浙东区党委敌工委负责人朱人俊、方晓的领导下,辗转从汪伪十三师五十团,到国民党陆军暂编第十一旅,到“中美合作所”所属的“浙南特种技术训练班”(亦称八训班),根据党“长期埋伏”的方针,始终坚持在敌军营垒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直至抗战胜利后,该部改编为浙江交警十八总队。
在这段将近七年的沉闷日子里,储贵彬一直等待着党组织的召唤,相信党不会忘记他。他一方面与组织上保持联系,另一方面积极活动、积蓄力量,他知道党需要人民的武装。准备随时为人民解放事业而战,回到组织的怀抱中。
内战爆发时,储贵彬根据党组织安排,重返上海浦东老家。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建立了由我党控制的地方武装,在向我浦东游击部队输送枪支弹药,掩护地下党的活动,负责护送往来于浙东与苏北地区的领导同志等方面,都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特殊任务,为顺利开展浦东地区游击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储贵彬第二次为浙东革命根据地输送武装力量是在1948年5月。以下这段文字摘自陈布衣同志(时任中共浙东临委负责人,解放后曾任中共宁波地委常委、组织部长)的回忆录:
1948年(中共)上海局“四一六”通知下达后,(中共浙东)临委正在积极部署“南进”事宜。4月27日,上海局外县工委副书记林枫到达四明山,传达上海局的决定:中共淞沪工委领导的武装准备即日南渡杭州湾,以加强浙东的武装力量。这时中共淞沪工委在沪郊浦东建立了两支武装,一支是浦东人民解放总队,曾在1947年6月南渡“三北”(指浙东镇北、慈北与姚北),因敌人严密封锁又重返浦东。另一支为利用合法形式建立的秘密武装——大团自卫队。这支武装在储贵彬、奚德祥、戚大钧、刘路平等同志领导下,依靠一批长期团结在党的周围的骨干力量,掌握了南汇县大团区八、九个乡镇的武装。1948年春国民党加强对浦东的控制,“青年军”一个师进驻浦东奉贤、南汇、川沙三县沿海一带,使“解总”的活动受到影响,大团自卫队的行动也引起敌人的注意。为此,上海局决定浦东部队南渡四明,要求浙东、浦东分别作好准备。




“南渡”确定时,“解总”与大团自卫队都碰到了困难。储贵彬在《五支队发展与由来》中回忆说:当时浦东到处是反动派的军、警、特。我们这么庞大的一支队伍,要想瞒过敌人的眼线,摆脱敌军的纠缠拉向浙东,实在是困难重重。虽然我们做了一段时间的准备工作,也想过一个又一个的行动方案,但都觉得没有把握。正当我们苦思无策之际,机缘从天而降,盛气凌人的“青年军”202师,仗着他正规“国军”身份逼迫大团区区长把大团自卫队的营房让给他们。我们抓住这机会,表面上装作气愤万分、发火骂人,最后“顾全大局”答应“搬迁”,把部队分成几小股,借搞“野外训练”先到各地游动。浙东临委接到我们“南渡”报告后,即派三支队参谋长张任伟负责这次行动,在5月14日深夜,租用两艘民船接应。直到我们260多人,在敌人眼皮下神不知、鬼不觉地撤离南汇。事发后反动派慌乱万分,据说“青年军”202师当天上午得报,全师出动追截赶到海边,看到除了白茫茫大海外,只有小洼港海滩上一片杂乱的脚印……
陈布衣同志回忆说:浦东部队到姚南后,林枫宣布上海局的决定:浦东“南渡”四明的部队,改编为浙东人民解放军游击第五支队,由储贵彬同志担任支队长,奚德祥同志任副支队长,张凡同志为政委,吴建功同志为政治处主任,下属两个大队,分别称为第一大队和第三大队。第一大队由“解总”改编,番号“反攻”,谈仲华同志为副大队长,李铁峰同志为教导员。辖一、二两个中队。第三大队由大团自卫队改编,番号“解放”,戚大钧同志为大队长,刘路平同志为教导员,下辖七、八两个中队。此次浦东部队到四明山根据地,共带来重机枪2挺、轻机枪16挺、冲锋枪15支、卡宾枪80支、步枪180支、手枪80支,各种子弹5万余发、手榴弹500个。
此举极大地震动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蒋介石下令给予南汇,上虞、余姚县长及浙江二区专员严厉处分,密电浙江省主席:务须对四明山“督饬清剿”。由南渡部队改编的五支队成为我浙东人民武装的主力部队,自此我军威名自1945年10月新四军浙东纵队北撤后再一次大振,对恢复、巩固和壮大浙东游击根据地又一次建立了功勋。
到达四明山根据地后,五支队先后经历了“牛塘、红岭战斗”、“麈战上王岗”、“里森林突围”、“横溪遭遇战”、“奔袭亭下”、“进袭姚北”、“拔掉车厩渡据点”等多次战斗,打出了浙东革命根据地的“威风”,军民扬眉吐气。储贵彬同志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四、和平年代搞水利,储贵彬始终不忘共产党员肩负的责任
 
说起储局长,宁波的老水利人都充满怀念之情。笔者因为工作关系,曾先后采访过多位对宁波水利事业作出过重要贡献的老同志,大家提到储贵彬,都异口同声地说:“如果有可能,应该给储局长立个传。宁波水利人艰苦踏实的优良传统,有许多都是储局长留下来的。”
胡允和同志是原地区水利局局长,他在《和谐相处三十年》的文章中回忆说:“我于1953年调入宁波专署水利工作队,1955年初,该队撤销成立水利局,任命储贵彬同志为局长。从此,我们两人在同一个单位,干同一种工作,长达30年之久。在这风云变幻的三十年中,各自的岗位虽然有所变化,但我俩始终同心协力地工作,亲和友好地相处。论辈份,他是我的领导和师长,论友谊,他是我尊敬的兄长,我是他抚爱的小弟,正是由于这种兄爱弟敬,虽然有时处于逆境中,我们互相慰勉,共同奋进,仍能在温馨和谐的氛围中渡过人生的大半生。”他说储贵彬同志是个能深刻认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领导干部。平时经常教育大家说:兴修水利是解决人民吃饭问题,水利干部的当务之急,是实实在在地为人民办大事。他的工作责任性很强,心甘情愿地为人民水利事业而辛勤地工作,与同志们一起埋头苦干、跋山涉水,一年中有大半年时间在下面跑。储贵彬同志在工作中善于抓典型,一有好的经验就重点推广。由于他务实的工作作风,在他任上宁波的水利事业有较大与较快地发展。他平素为人敦厚平和,以宽容和蔼的态度待人,善于做属下同志们的思想工作,遇事不发脾气,与大家相处得很愉快。而且他“赤心为党、蒙辱不怨”,在文革中被人折腾得够呛,但他没一句怨言,“解放”出来后仍勤勤恳恳、鞠躬尽瘁地为党工作,为我们树立了革命领导干部的典范。
孔凡生同志也是宁波市水利局的老局长,上世纪50年代中期就到地区水利局工作了。说到储贵彬,他深情地说:“储贵彬同志已离开我们多年,每当忆起这位尊敬的长辈,我的眼前就会呈现出他慈祥和蔼的音容笑貌。他对我们几个年轻知识分子的关爱与培养,永远铭记在心头。孔凡生说了这么几件事:一件是当年他与杨子亨、刘正德三位同学刚参加工作时,对农村正在掀起的水利建设高潮,与兴建小型水利为主的治水运动不是很了解,工作有畏难情绪。储贵彬知道情况后,充分信任并给我们压担子,派到工程第一线锻炼,让我们参与了当时全省最大的嵊县南山水库与诸暨石壁水库的设计、在实践中学习提高。通过十年“磨练”,为宁波水利系统培养了一批自己的人才。后来我自己也走上了市水利局领导岗位,饮水思源,特别感谢储局长当年对我的信任。第二件事是:储贵彬同志在工作中与人为善、宽厚待人。他说:在我平生参加过的工程建设中,曾发生过一次工程失事。1957年我随叶仲龙工程师进驻三门县岙口塘堵口工程,由于采用了当地“土办法”堵塘,堵口后立即产生沉降,对工程造成损失。储局长知情后,不是简单地批评我们,他一方面安慰当地干部群众,另一方面与我们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分析原因,结果在1958年第二次“堵口”获得成功。第三件事是:储局长在平时工作中,以情系人,关心大家的生活。他是真正做到与大家“打成一片的”领导干部。我刚参加工作时随他去天台、仙居出差,辛劳好几天,回宁波后大家用几天的出差补贴,“敲瓦爿”去东福园炒几只菜吃一餐。那时生活条件差、工作又特别辛苦。储局长与大家同吃同住,没一点官架子,这种精神就很难得。那些年我一直跟他搞工程,个人事儿耽搁了,储局长知情后,还为我介绍女朋友,虽没有成功,但他关心下级婚姻家庭的热心,使我现在想来还特别感动。

余良圭同志是老水利人,在储贵彬逝世二十周年时回忆说:“凡是与储局长接触过的人,在水利系统内不论省厅、我局还是各县局领导、一般同志,对他都有共同的感觉:平易近人、敬业务实。余良圭举了几个例子:一是储局长没官架子,在全省水利系统是出名的。如有一次他去省厅,一个老同学告诉他:你们储局长工作没架子,我们到你们局里办事,还没找他,他就下科室来了,顺便就把事儿办了。又如1964年,省里在宁波地区奉化剡江开展“小流域治山治水规划”,储局长在现场与大家同吃同住,他原来的警卫员来工地请他去吃饭,结果没把他请去,反被留下与大家一起吃了饭。二是他工作务实,尊重下面的干部。建国初期,水利系统科技人员不多,每年开水利工作会议,地区专员提出“每个劳动力做几工”、框任务、定规模,什么事都量化处理问题。我当时作会议纪录,储局长有不同看法,会后他埋怨同去的懂技术的科长,问他为何不发表意见?科长支支吾吾地说不上来。他说我带你来,就是来发表意见的,水利工作讲个扎扎实实,不能光讲工效。1958年“大跃进”年代,他在台州专区当水利局长,在全省水利工作会上,其他地区局长都夸大工效,每次出土六方、八方的,而他只报每工二方、三方,会上成为大家嘲讽对象,但背后却佩服他“务实”。1974年,他重新出来工作没几年,在宁海香山公社蹲点,要办一个群众性开展农田水利的村干部训练班,把我与寿立同志请去任教师,事先嘱咐我们:少讲些空头理论,多讲浅近易懂的知识。三是他深入群众。1955年他上任后,省农业厅要找几块成片的土地搞农场,储局长带我去宁海的下洋涂查勘。当时条件很差,我们下乡都自带铺盖行李,储局长领着我们从宁海出发步行去下洋涂查勘了几天,晚上都睡在会议桌上。对他来说,凡事都要作调查研究,亲眼看过才放心。四是他把属下干部、同事,都看成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对人的处理很慎重。他说他在地区水利局工作多年,有两件事很难办。一件是1961年自然灾害,局级机关搞“精简”,一百多人压缩到10人,他化了大半年时间,向下属单位挨家挨户地做工作,尽量不让人“丢饭碗”。说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地不容易。另一件是1958年,地区办了水利学校,不久就停办了,还是人的问题需要储局长落实,不但老师要安排好,还有学生要找工作。储局长就开始“跑脚头”,在他心目中,学生也是他的亲人,结果化了大半年才落实好。
赵水波也是地区水利系统的老人。就他的感受说,储贵彬平时特别平易近人,老小无欺。说这与他的传奇经历相关。他回忆了六十年代后期与七十年代初期“蹲牛棚”的那段日子。说“运动”开始不久,储就被打成“大地主、大汉奸、大特务、大叛徒”了。那时赵水波也由于在“四清”中担任过省水文系统学习班副主任,被打成“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黑干将”,与他关在一起。他说:储局长在那里面,受到虐待,经常被打,但他就与常人不一样,坚强地挺了过来。相信党、相信组织,最后一定会还他历史清白。他说:储局长革命意志坚强,胸怀宽广,宠辱不惊。有三件事使他印象特别深刻。一件是他在解放初期当地区粮食局副局长时,负责解放舟山部队的粮食供应,虽夜以继日地工作完成了任务,但却被人诬谄为“大老虎”,降级去地区农场当场长。这事换一个人,肯定要把这种“查无实据”的事弄清楚,而他却乐呵呵去了农场,带领大家努力工作,当年就盈利两万元。至于“老虎”不“老虎”,他没计较。为人不做亏心事,就半夜敲门心不惊。果然只一年多时间,组织上审查清楚,安排他当地区水利局长。他关“牛棚”后,我曾问他有没有被打伤?还说这些孩子真坏。他苦涩一笑说:这样打我还确实受不了,但不能怪孩子,他们不懂历史,以为我真是坏人。还有一件事,有个邻居妇女因与他妻子有过结,在批斗会上对他歇斯底里地进行谩骂,动手打他的耳光。这在常人肯定会记恨,可储贵彬出来工作后,就没对人家咋样。他有三儿三女,教育孩子不能对人家没教养。这些虽是小事,但可以看出储贵彬同志的人品。他一生清正廉洁、平易近人、艰苦朴素、诚恳踏实地为党工作。
关于储贵彬在“牛棚”里的情况,当年与他同押的原专署文卫办公室主任周吉庆还回忆说:储局长这人,落魄时还很有信心与乐观主义精的,记得一天夜里,他对我说:“左思右想,反复琢磨,编成了几句顺口溜,你要不要听?”我说:“快请讲。”接着,他便一字一顿地吟着:
“污水当头浇,心中怒火烧。
留得青山在,光明定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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